我叫葛红花，今年27岁。27年前，我出生没几天就被送给一对光棍兄弟领养，哥哥葛保尧和弟弟葛保田。我叫葛保田父亲，叫葛保尧大伯。收养我时，父亲44岁，大伯47岁。当时，我正嗷嗷待哺，没有奶水，父亲便满村庄去找有吃奶小孩的人家，欢欢喜喜地把我抱去喂奶。村里有吃奶的孩子家，他都去过，抱着我，一天天地跑。我就这样在父亲大伯一点点地呵护下渐渐长大，上了小学，初中。家里就几亩地，没什么其他收入，父亲就去做些零工给我挣学费，什么苦活累活他都干。初二时，有一次回家，家里门锁着，我就去父亲经常干活的地方找他。当时天很冷，刮着很大的风，我找了很久才找到。我看见父亲一个人在吃力地一掀一掀地往车上装土，就跑到父亲面前，夺过铁锹，想帮他干，可是我根本干不动，土都被冻的很难创出来，更不用说，再把土一掀掀地往车上甩了。父亲笑着告诉我，装一车土三块钱呢，可是他没有告诉我装一车土要一个多小时，更没有告诉我拉土的人都回家吃饭了。只和父亲说了一会话，他就让我回家，说天冷。他拿钥匙给我，从他手里接过钥匙时，我的眼泪差点落下来。因为我分明看到了他手上冻裂的一道道的血口子，是那么醒目，转过身去，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。2005年的夏天，临近中考，我突然被告知大伯患了脑血栓，已经卧床不能动。我当时傻了，毅然决定放弃几天后即将开始的中考，回家照顾大伯。想起小时候，家里穷，父亲经常外出挣钱，都是大伯在家细心照顾我，背着我去这里去那里，到谁家谁给了他好吃的，他总是藏在兜里，来家后高高兴兴地拿给我吃。看到我吃的开心，他也会在旁边咧开嘴傻呵呵地笑。现在大伯病了，那个每天背着我在村里转来转去的人躺在了床上，我怎么能丢下他?从此，我每天照顾在大伯身边，喂他吃饭喝药，给他擦洗。大伯的病终于渐渐好了起来。大伯的病好转后，我才又参加了考试，那一年我考上了全县最好的高中。高中后，我的学费和生活费更高了。为了给我凑这些钱，父亲开始外出“讨喜钱“,从街上买来爆竹，一挂五毛钱，只要看哪家商店开业了，或者哪家在办红白喜事，父亲就到那家门口放一挂鞭炮，人家一高兴就会给他一块两块的喜钱，好点的，会给他点剩菜剩饭，碰到不好的人家，什么也不给，还会轰他走。有时他跑一天会什么也讨不到，很多次甚至连饭也吃不上。为了多讨些喜钱，他走过无数里的路，跑遍了无数的地方。以前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，以后要让父亲大伯住上空调房，每天喝上鸡蛋汤。没等我实现这些，他们去了敬老院，彼时我上了大学，心里暗暗决定，以后无论干什么，都要一家三口永远在一起。2012年10月份，我考上了蒙城县的教师，并去找教育局局长，主动申请去村小代课，只为要一个一家人住的地方。工作时，我如愿带上了我的两位体弱多病的父亲。如今，大伯76岁，父亲73岁，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，日子清贫，却很快乐。父亲每天会到校园里捡些废纸，说可以换点生活费。我没有拦父亲，我不能让他觉得自己没用，至少让他觉得自己还可以干点什么，有时，我会陪他一起捡。我不觉得丢人，也不觉得苦，一家人生活在一起，怎样，都好。